美国内战前种植园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的关系
作者：aidianna
一位学者写的，感觉写得挺好的，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原文如下:内战前的美国南部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种植园中的白人奴隶主与其黑人奴隶的关系对这种经济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数早期的奴隶制研究著作将二者关系描述为一方拥有绝对权威的主人，而另一方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国内有关美国奴隶制的著述多偏重描述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及黑人的反抗，而实际上双方决不是简单的支配与从属或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二者共存于同一种“特殊制度”之中，既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又是相互依赖的两个群体，虽然在力量上相差悬殊，但二者都在这种制度下积极地寻求最大限度的有利于自身的生活方式。
一南部社会对奴隶主与奴隶关系的界定从17世纪到内战前，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要是以黑人奴隶作为劳动力。实际上，用黑人作劳力并不是种植园主的第一选择，而是在白人劳动力不足而奴役印第安人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将黑人作为奴役的对象。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虽然差异很大，但总体上是害怕和鄙视黑人，认为黑人野蛮、愚昧、肮脏和懒惰，是一个低劣的种族。这种偏见注定二者不可能和谐相处，如托克维尔所说，“那些希望有一天欧洲人会与黑人混为一体的人，是在异想天开。我的理性告诉我，不会有这一天的到来；而且我在观察事实时，也没有见到此种形迹”。
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前各州的法律中有关黑人地位的条款体现其作为奴隶身份的二重性：一方面，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具有其他财产的共性，属于主人私有，归主人使用，而且可以由主人任意处置、转让和买卖；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人，同白人一样有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亚拉巴马州1852年法典中两条并列的条款明确了奴隶的这种二重性。第一条强调了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有权占有其时间和劳动，奴隶应侍候主人，并按法律规定服从于主人。第二条承认奴隶作为人的地位，规定主人要对奴隶仁慈相待，为其提供充足的衣食，在其生病、年迈之时应予以照料。
简言之，这项法令既赋予奴隶主支配奴隶的权利，也给他们规定了相应的义务，要求他们尊重奴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奴隶主想方设法对自己的奴隶进行有效的管理。内战前发表的关于如何管理奴隶的文章不计其数，所提出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的原则为奴隶主所公认。首先，主人要使黑人认识到自身地位的低下，尽可能通过说教，必要时通过强制，使奴隶明白主人对其有绝对的支配权，而奴隶要无条件服从，这是保持种植园秩序的前提。其次，要求奴隶主为奴隶提供充足的衣食照顾，令其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以使奴隶保持身体健康；对奴隶要仁慈，尽量少用暴力；对产妇和儿童要给予特殊关照。
另外，主人与奴隶之间要保持距离，以保持主人的权威。如果主人与奴隶关系过于密切，会使奴隶主失去威严。为了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种植园尤其是规模较大、奴隶人数多的种植园，制定了系统的规章制度。大到种植园的总则，小到每件工作如何进行、作物之间行距多少、每人
每天摘多少棉花和劳动歌曲节奏的快慢，上至主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下至对奴隶饮食起居、工作惯例乃至夫妻关系，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此来保证种植园的管理“有法可依”。
也有的主人强调管理奴隶要以身作则。一名奴隶主曾写道，要求奴隶清洁卫生，主人必须仪容整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你的奴隶就会模仿你”。
奴隶吃得饱、少生病，劳动效率才会高。驯服、顺从和可靠的奴隶才能使主人获得“好收成”，即除庄稼的丰收以外，其他的财产也稳定增值，这是对有效管理的当然回报。而经常鞭打奴隶、逃奴数量多、种植园收益少，则被认为是管理不善的表现。
根据奴隶制对奴隶身份的界定，理想的奴隶应该忠实于主人，而且要健康、清洁、恭顺、诚实、清醒、自制、愉快、勤劳、性情平和、有耐心、有礼貌、可靠和工作努力。主人希望奴隶紧密服从主人的利益，有系统有计划地劳动，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主人。奴隶如不服从管教，或有逃跑、酗酒和偷盗行为，或未经允许擅自离开种植园，或晚上不按时间回到住所，或邋遢、懒惰和怠工，都要受到惩罚。
那么黑人奴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奴隶身份的呢？
为奴隶制辩护的人认为黑人对自己的奴隶地位很满足，因为他们得到主人的善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不知道除了受奴役还有其他生活方式。实际上，黑人并非不知自由为何物，并甘心受奴役。历史学家肯尼斯·斯坦普认为，“如果奴隶多数时候屈从于白人的权威，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
黑人深恶自身所受的奴役，而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必须学会适应奴隶制。最早被奴役的非洲黑人起初难以接受自己的奴隶身份，拒绝主人的训诫，只有在强制下才劳动，一有机会便试图逃跑。第二代在北美本土出生的黑人逐渐默认了自身的地位，到18世纪中期黑人对奴隶制的理解较之其先辈已深刻得多。他们开始明白，他们首先必须接受白人对黑人的绝对权威—— 他们可以随时被卖掉或转让，要承受与亲友离别之苦。
他们不仅不能侵犯或偷盗白人的财产，而且还应该完全服从白人。奴隶应该服从主人，为主人辛勤工作，只拿主人作为回报给他们的东西。最后，奴隶还应避免与白人接触。这些规矩构成了种族关系的基础。
在逐步理解并接受奴隶制的同时，黑人也开始学会适应这种特殊制度。内战前的美国南部，公开的叛乱虽然也有，但与美洲其他奴隶制国家或地区相比为数甚少。大多数黑人试图在奴隶制范围内通过一些相对缓和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为自己创造生存的空间。他们利用物质的和心理的手段使主人不能达到完全控制奴隶的目的。
黑人也清楚自己对于主人的价值：是他们的劳动使主人获利，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整个制度就会瘫痪。因此，他们设法按照非洲的传统控制劳动节奏，抵制主人或监工的安排，吃不饱时偷主人的牲畜和家禽，不经主人允许到庄园以外探望自己的亲友。他们经常因此受到鞭笞，但他们知道受罚后不能劳动，也是主人的损失，于是迫使主人采取一些相对宽容和人道的方式对待奴隶。还有更多的奴隶采
取表面上恭顺的反抗方式以使自己免受责打，如田间奴隶假装忘记主人的命令，装病，怠工……这些非暴力的抵抗在北美的特殊条件下也许比暴力抵抗更为有效。
当然，奴隶制在不同阶段、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差异。殖民地早期的法令强调奴隶作为财产的特性，对杀死奴隶的人处罚很轻，甚至根本不予惩罚。1669年的弗吉尼亚法律规定主人杀死奴隶不算重罪，因为“任何人都不会蓄意毁坏自己的财产”。
南卡罗莱纳殖民地1740年法令规定，故意杀死奴隶者将被处以700英镑罚金或7年入狱做苦工；因“一时冲动”或“处罚不当”而导致奴隶死亡者将被处以350英镑的罚金。而在1770年以前佐治亚殖民地和1775年之前的北卡罗莱纳殖民地，杀死奴隶不算重罪。
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在法律上南部各州相继规定故意杀死奴隶者与杀死自由人者同罪，但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真正由于杀死奴隶而被判刑者极少，很多杀死奴隶的白人根本没受到惩罚。
到了19世纪，因为取消了海外奴隶贸易，黑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改善，其人性的一面逐渐得到认可。随着种植园体系的成熟和西进运动进程的减缓，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但在物质生活状况有所好转的同时，由于自由黑人数量的增加使白人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在1794年圣多明各黑人革命之后，法律对私人解放奴隶限制更严了，奴隶的活动自由也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新的法律取消了黑人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虽然黑人人性的一面得到认可，但被视为“特殊的另类”，“永远处于依附地位的劣等人”。在早期，黑人被看做“不幸的野蛮人”，而在19世纪则被当做“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来对待。
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大种植园和小种植园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大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人数很多，而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旅行，与奴隶的直接接触很少。而小种植园主与奴隶的接触较多，奴隶的工作不像大种植园里那样单调，通常主人还和奴隶一起劳动。与大种植园相比，每一个奴隶对小种植园主显得更为重要，如果奴隶受了虐待而在播种或收获季节逃跑，主人将蒙受重大损失。
大种植园多由监工管理奴隶，而监工的报酬往往以收成的好坏来论定，因此对奴隶更严厉，奴隶的劳动量更大。所以，虽然从理论上讲小种植园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相对较为宽松，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些小奴隶主使奴隶工作到极限，奴隶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而在大种植园，奴隶可以受到对监工管理规定的保护，很多大奴隶主把奴隶衣食住所条件的好坏看做主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因而提供给奴隶的物质生活条件优于小种植园。
关于内战前南部不同地域之间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差异，一般认为，上南部的奴隶比下南部所受待遇更为人道；边境各州奴隶的生活比南部内陆要舒适；东部奴隶的生活比西部轻松一些。实际上，虽然不同的种植园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与地域的关系并不像奴隶主们所描述的那么大。比如上南部的奴隶主经常对任性、不服管教的奴隶以卖到内陆南部相威胁，以
维持种植园的秩序。而实际上，下南部的奴隶主对奴隶并不比上南部更残酷，甚至有些旅行家的日记表明，下南部的奴隶比上南部的所受待遇要好。
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有人将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与下南部的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作比较，认为弗吉尼亚奴隶的劳动负担比下南部要轻。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当时烟草生产处于淡季，奴隶没有多少活要干，而甘蔗正在收获季节，必须在霜降之前抢收完毕。这个时候奴隶的劳动强度确实很大，而且劳动时间长，但这却是奴隶们最喜欢的季节，因为这期间的伙食比平时要好，奴隶可以喝到威士忌和咖啡，收获之后还有庆祝活动。从摘棉花的记录看，下南部奴隶的劳动强度通常是适中的。
二对立与斗争不言而喻，奴隶主购买和使用奴隶的首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奴隶的劳动以获取经济利益，而奴隶不会心甘情愿地为主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以暴力强制奴隶服从主人的意志。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种植园主曾写道：“很遗憾的是，奴隶制必须与暴虐统治共存，不过分地行使高压权威就不会有顺从和有用的奴隶。”
在种植园中鞭打奴隶的现象经常发生。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为了保证奴隶行为良好，主人依靠鞭子；为了使奴隶谦恭，他依靠鞭子；教训他认为“失礼”的奴隶，他依靠鞭子；为了刺激奴隶苦干，他依靠鞭子；为了束缚奴隶的精神，毁掉他的人格，他依靠鞭子、锁链、口塞、指夹、桎梏、猎刀、手枪和猎犬•••••奴隶经常因为逃跑或没完成被分配给的工作而遭鞭笞；有的奴隶因为探望自己的伴侣、学习读书写字、与白人争吵或打架受到责打；还有的因为干活太慢、偷东西、与其他奴隶打斗、争吵、酗酒以及试图阻止主人卖掉他们的亲属而遭惩罚。即使一点小小的过失，黑人奴隶也会招致皮鞭相加。
尽管总的来说奴隶主不想使对奴隶的惩罚危及其生命，但他们有时会怒不可遏或酒后失去理智而造成对奴隶严重的人身伤害。当他们发怒时经常会踢奴隶、打家仆的耳光，用烙铁将奴隶烫伤，拷打奴隶使之致残，甚至切断奴隶的手足；有时还会责打怀孕的女奴。奴隶的伤一般好几个星期才能恢复。许多奴隶因此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在密西西比，一个奴隶主在穷凶极恶之下竞一次打了奴隶1000鞭子。还有奴隶主将抓回来的逃奴用火烧死，或把奴隶用锁链锁住让狗活活吃掉。在多数情况下宣称应该对奴隶仁慈相待的白人牧师，有时也会流露出对暴力的认可。一名牧师在1857年曾直言不讳地对奴隶主讲：“《圣经》上要求主人纠正奴隶的行为，正如父母纠正孩子。
我们认为，信奉基督教的奴隶主有责任让奴隶吃好、穿好，并在其不服从的时候用鞭子将其教训好。面对主人的暴虐，奴隶设法进行反抗。最彻底摆脱主人暴力的方法是获得自由。有些奴隶利用业余劳动所得购买了自己及其家人的自由；有的参加了独立战争之后根据原先征兵时的许诺获得了自由；还有一些逃到自由州。
但奴隶制既然已经在南部确立，白人就不会轻易让黑人获得自
由。即使是南部同情废奴运动的白人，虽然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是历史强加于其祖先的，但由于白人认定黑人文化低劣，离开白人的指导黑人不会工作，而且黑人一旦获得自由会对白人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这些想法使奴隶的解放很难实现。因此，有一些黑人进行暴力反抗。尤其是19世纪，曾有过三次奴隶的密谋起义，其中的前两次，即1800年的加布里埃尔•普罗瑟预谋围攻里士满和1822年登马克•维奇在查尔斯顿密谋暴动，均因被告密而流产，但也给南部社会敲响了警钟。
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亚潮汐地带发生了纳特•特纳起义，杀死了57个白人，最终遭到镇压。这次起义对南部奴隶主的安全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更加剧了整个南部对奴隶起义的警觉和恐惧，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在你的种植园里就冒出一个纳特•特纳”。为了维护南部奴隶制的稳定，防止奴隶起义的发生，在南部各州建立了巡逻制(patrol system)。
每个巡逻队值勤三到四个月，负责所在辖区的道路巡查，发现擅自离开种植园的黑人当场责打20鞭子。巡逻队还检查奴隶是否藏有枪支，并驱散黑人的非法集会。自特纳起义之后，各州对奴隶法典进行了更严格的修订，陆续规定：禁止发表煽动奴隶起义的文章；除非有白人在场，禁止自由黑人给奴隶布道。特纳起义之后，除马里兰、肯塔基、田纳西和阿肯色州之外，教奴隶读书写字都是违法的。
奴隶没有书面通行证不得离开种植园，在宵禁(通常是晚上9点)之前必须回到自己的住所。另外，种植园必须有白人居住，黑人独立居住或自行出租都是违法的。参与谋反、强奸白人妇女、投毒和放火都是死罪。
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和南部社会防范措施严密，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对大多数奴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条件下，奴隶只能以消极手段表达对奴隶制的不满。内战前的观察家和奴隶主的记述表明，相当一部分奴隶撒谎、欺骗主人、偷盗、装病、怠工、假装听不懂主人的命令．在棉花篮子的底部装上石头充分量．毁坏工具，烧毁主人的财产，自残以逃避劳动，虐待牲畜。
很多白人认为黑人天生懒惰，而从西非的一些谚语、格言和习俗中可以看出他们具有勤劳的传统。例如，“游手好闲，日后作难”，“壮年不起早，老来受煎熬”，“脚上的尘土总比脚后的好”。
而且，有些西非民族以勤劳著称，农业很发达。为了自己的家庭，奴隶在业余时间种自己的菜园，打猎，捕鱼，不辞劳苦。重建时期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
可见，懒惰并非黑人的天性，而是反抗强制劳动的一种方式。奴隶主常常抱怨黑人善于偷盗。对于偷主人的财产，奴隶有自己的道理。由于黑人本身就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他们认为偷主人的其他财产，如把主人的猪杀死吃掉，只是主人财产的内部转化—— —— 将猪从主人的熏肉室转移到奴隶的肚子里，是“拿”
(take)，而不是“偷”(steal)。还有的奴隶认为，他们偷东西不仅因为主人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劳动果实，而且因为白人的偷盗行为更严重。一个奴隶曾对一名采访者说
：“他们(奴隶主)说了一大堆关于我们偷东西的事，但你知道最早的偷盗是怎么回事吗？
那是在非洲，白人把我们像偷马一样偷来并卖掉。三精神奴役与心理较量在种植园奴隶制下，奴隶主与黑人之间也在进行着心理战，双方互相揣摩彼此的心理以寻求对付对方的有效方法。为了有效地利用奴隶的劳动以获利，每一位奴隶主都根据奴隶的特点设计出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案。有学者指出：“成功的奴隶主往往是出色的心理学者。”
明智的主人都明白，首先要通过思想上的转化使奴隶接受自身的低劣与主人的权威，因此从开始就给奴隶灌输黑人种族低劣的思想。他们不断告诉奴隶，黑人不适合拥有自由，每个试图逃跑的奴隶都被抓了回来，并卖到内陆南部。主人要求奴隶必须遵从白人的意志，对于不遵从白人意志者，要进行严厉的处罚。这些训诫的目的都是要让黑人明白：奴隶是被“优越”
种族使用的一种“物品”。白人也意识到宗教对黑人的影响，试图通过基督教教化奴隶。信奉基督教的白人牧师早就意识到了基督教对奴隶的作用。
一位1660—1670年间在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布道的英国圣公会牧师认为，黑人应该受洗礼，如果奴隶能皈依基督教，他们会更诚实，具有更强的忍耐力，且不易于造反。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奴隶主并没有重视让奴隶皈依基督教。虽然17世纪的法律明确规定，黑人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解放，但奴隶主仍害怕奴隶因成为基督徒而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直到1831年纳特•特纳起义之后，奴隶主才开始意识到基督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基本手段，于是他们开始让奴隶皈依基督教。
有一位种植园主在1836年写道：如果主人住处附近有教堂，他应该要求所有的奴隶至少每天去一次，因为这样做有非常好的效果。多数奴隶利用星期天拜访亲友，而他们聚在一起经常容易惹是生非。他们去教堂可以见到自己的亲友，同时可以避免惹祸。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明白，主人支配奴隶是天经地义的。
有些种植园主星期天带奴隶到教堂做礼拜，还有的在种植园内建起教堂，出资请白人牧师来为奴隶布道，甚至亲自为奴隶布道。应该说，有些虔诚的基督教徒让奴隶相信基督教有为奴隶的精神福祉考虑的一面，但多数的布道是有选择性的，宣称黑人作奴隶是上帝的意志，奴隶如果服从主人，死后就能去天堂。
奴隶主们意识到宗教是比皮鞭更巧妙、更人道的手段。
然而，奴隶主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实现从精神上驯服黑人的目的。有些奴隶抱怨星期天的宗教礼拜占用了他们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奴隶应顺从主人”的说教很反感。当一名佐治亚州的牧师在布道中讲到奴仆顺从主人是基督教的美德，谴责逃奴的行为时，一半黑人听众立即起身退场，其中有些郑重断言“那不是福音书”，
声称不想再听到那位牧师布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平日里挥着血淋淋的皮鞭的人，星期天站到布道坛上声称自己是温和、谦逊的基督的使者；夺走我一星期劳动果实的人，星期天早晨又来教我如何获得拯救；把我的姐妹卖作
娼妓的人，‘虔诚’地倡导纯洁；声称读《圣经》是宗教徒的职责的人，却剥夺了我学习读书的权利。”他认为，奴隶主所宣扬的基督教已经偏离了传统基督教圣洁、公正的教义，他们的行为亵渎了上帝。
黑人奴隶也并非完全地抵制基督教，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基督教。他们把基督教的教义与非洲传统的宗教结合起来，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在原本差别很大、支离破碎的非洲宗教的基础上，形成了有非洲特色的基督教信仰。他们信仰的不是传统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更接近非洲宗教中的神—— —— 超念的神灵(God the Transcendent Spirit)。他们以非洲的方式信仰这种新的神，使欧洲的宗教方式服务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基督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奴隶的忍耐力，使一些黑人相信在现世受苦最多的人死后能去天堂，但黑人宗教也表明他们对现世的自由与来世的获救同样关心。一些圣经故事，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脱埃及法老的奴役，上帝从狮子的洞穴中救出但以理，使奴隶心中存有希望。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中对个体精神的颂扬，并把它变为个人和群体生存的武器。史学家吉诺维斯认为：“黑人接受并改造了基督教，白人征服了黑人，而黑人征服了白人的宗教。
除了利用宗教，为了削弱奴隶的反抗力量，奴隶主试图使奴隶等级分化，拉拢少数忠实于自己的奴隶，这些奴隶通常是家仆、技术工匠、黑人工头和身强力壮的奴隶，主人力图让他们吃、穿比其他奴隶好，有更多特权，使他们感觉比田间劳力地位优越，并与田奴保持距离。对表现好的奴隶，主人会给予赞扬和奖赏，这样他们在劳动中会更加卖力，同时主人也利用他们为其他奴隶树立榜样。而实际上，由于多数种植园规模较小，奴隶无法形成等级。而且，有些黑人工头也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关照黑人同伴。
奴隶同时也在研究主人的心理。他们知道主人心目中理想的奴仆是完全恭顺、无知的奴隶，于是很多奴隶会对主人察言观色，研究主人的情绪、想法和行为，以便根据主人的行为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不少奴隶在主人面前表现得谦卑、无知、幼稚、装疯卖傻，被称作“傻宝”(sambo)。
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是奴隶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既然主人研究如何使奴隶无知，奴隶也很精明，索性让主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很多情况下，奴隶的实际思想和外在表现是相矛盾的。
例如，他们会假装爱自己的主人。当有人问主人待他如何时，奴隶会很警惕，多数情况下都会说主人很好，甚至表现得对自由不感兴趣。正是表面上恭顺的奴隶使主人放松了警惕，很多逃奴都是忠实、温顺的“傻宝”；奴隶起义的首领也大都是仁慈主人所偏爱的奴隶，他们不仅受到主人的信任和善待，而且行动的自由比一般奴隶多，如著名的黑人起义领袖纳特•特纳就是一个受主人偏爱的奴隶，起义之前从未表现出任何要复仇的迹象。
不仅如此，如同主人试图使奴隶等级分化，奴隶也会利用主人与监工之间的矛盾。一位奴隶主写道：“主人与监工总是应该站在同一
边，否则奴隶很快会发现主人与监工之间的任何小小的摩擦，并且肯定会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监工是夹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阶层，其工作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对雇主负责，提高奴隶的劳动效率，为主人增加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奴隶本身也是主人的财产，使奴隶劳累过度或对奴隶惩罚过重导致奴隶逃跑也会使主人蒙受损失。而且，相当一部分主人会向奴隶询问监工的表现，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奴隶胜过相信监工。
奴隶明白并抓住了这一点，从而利用它使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对严厉的监工，奴隶会想尽办法让主人将其解雇：奉承主人以贬低监工，在主人面前揭发监工利用职务之便盗用主人财产，把草埋在棉花地里使产量降低，甚至开会商量如何诬陷监工。四缓和与妥协在奴隶制度下，一方面种植园奴隶主与黑人奴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方面二者又是主人与财产的关系，对于奴隶这种特殊财产，仅仅依靠暴力强制劳动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它。精明的主人都明白，尽管强制是奴隶制的基础，但存在着一定的限度。
如果超出这一限度，奴隶就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报复。由于奴隶价钱很高，奴隶主不能让他们的奴隶劳累至死，然后再买新奴隶。奴隶的逃跑和起义，也使白人在加强统治黑人的措施的同时，设法使奴隶制让黑人容易忍受。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限度的奴隶劳动，主人必须给奴隶盖起小屋，给他们提供相对充足的衣食和医疗保健，使他们得到必要的休息，以便使奴隶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奴隶主也要允许奴隶消遣娱乐，使之获得最基本的心理满足以保持其劳动的劲头。有的学者认为，单纯从物质上看，美国南部种植园奴隶的衣食、住所和工作条件，比古巴、牙买加和巴西等国的奴隶要好，甚至强于北方的自由劳动力。虽然鞭打是强制奴隶劳动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手段，但奴隶主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很多种植园主断言，经常惩罚奴隶意味着管理方法的拙劣。
最好的方法是让奴隶将自身的利益与主人的利益等同起来，自觉地为主人劳动。一位奴隶主曾写道：“有效管理奴隶最好的证据，就是少用甚至不用惩罚的手段而维持良好的秩序。”有些奴隶主发现，利用夸奖和奖励的办法，比嘲笑和威胁更为有效。
很多资料表明奴隶主对奴隶这种特殊财产的爱护。多数奴隶主禁止监工责打奴隶，要求他们“谨慎仁慈”地对待奴隶，即使惩罚也应以仁慈方式；而且要求监工不能辱骂或威胁奴隶，因为那样会迫使奴隶逃跑。弗吉尼亚的理查德•考宾在1759年给他的代理人的指示中写道：“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照顾好那些黑人，你要及时通知我他们有什么需要，以便我能给他们提供必需之物。尤其要关照哺乳期的妇女，对她们要关心爱护，有了小孩不能让她们干重活以免损害其健康，给她们提供一些必要的用品，要照顾好她们的孩子•••••”
密西西比的安德鲁•弗林严肃命令他的监工说：“不要让奴隶在雨天劳动，耽误一些劳动时间总比冒生病和死亡的危险好。”奴隶主尽量不让自己的奴隶做危险的工作，如当汽船开过湍急的河道时，奴隶主会雇佣爱尔
兰人在船上看管颠簸的棉花包；开凿铁路隧道、挖排污渠和清理沼泽地等工作，奴隶主也通常雇佣爱尔兰人来做。因为种植园主认为，雇佣爱尔兰人的作法比让他们自己的奴隶冒险去做危险的和有损健康的工作要明智，失去一名价值1800美元的奴隶是非常严重的损失，而死掉一个爱尔兰人只是小事一桩。
相当一部分奴隶主也注重奴隶人性的一面，将他们当人看待，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在种植园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建立。据有关资料，内战前南部多数黑人奴隶在双亲家庭中长大，并且家庭关系维持时间较长。虽然奴隶的婚姻不受法律的认可，但种植园的主人鼓励黑人组成稳定的家庭，有些主人还亲自为奴隶筹办婚事并举行婚礼，因为他们认识到有妻儿牵挂的黑人不像单身奴隶那样具有反叛性，更容易管理。迫于经济压力，主人有时被迫将黑人夫妻的其中一方卖掉，但他们还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维持奴隶的婚姻和家庭。
不少奴隶主会在买卖奴隶时尽量使夫妻、母女不被拆散。一个田纳西白人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了几个奴隶，其原因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因为“他们与我的仆人结了婚并请求我把他们买下来”。一个肯塔基的女庄园主在移居密苏里之前为一名奴隶买下了妻子。
因为他们清楚，奴隶会因骨肉分离而精神忧郁，导致劳动效率降低。除了奴隶主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他的良知以外，宗教和舆论的力量也促使主人对奴隶仁慈相待。白人教堂和牧师为奴隶的家庭提供了最大的保护。牧师布道时有时会指出，拆散黑人家庭乃为缺乏人道和残酷无情，他们因此对拆散黑人家庭的奴隶主提出谴责或将其逐出教会。
19世纪40年代之前，牧师曾提议通过禁止拆散奴隶家庭的法律。一名浸礼会的牧师在1854年的一次布道中对奴隶主说：“要平等、公正地对待你的奴仆，要知道在天堂里还有你的主人。”一些奴隶主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善待自己的奴隶。比如密西西比的詹姆斯•格林•卡尔森继承了父亲的200名奴隶，他虽身为奴隶主，但在早年就表达了出于宗教原因而对奴隶制的痛恨；由于密西西比的法律不允许私人解放奴隶，他感觉出于人道主义应对奴隶仁慈相待，因而专门雇了一名医生为种植园中的黑人提供医疗保障，出资请白人牧师星期天给奴隶们布道，组织祈祷，购买了省力的机械以减轻奴隶的负担，惩罚对黑人无礼的子女，从不鞭打奴隶。
也有的白人为了保持仁慈主人的声誉而善待奴隶。
主人的善待有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通过奴隶的自述可以看出，得到主人善待的奴隶工作会更努力。如所罗门•诺瑟普既遇到过严厉的主人，也遇到过善良的主人，他认为主人对奴隶越好，奴隶干得也就越出色。南卡罗来纳的艾德林•约翰逊说道：“在奴隶制下，如果主人善待我们，给我们必要的衣服、足够的食物，我们干活就会更卖力。”
除一些个人和社会因素之外，种植园的特点也对主人的残酷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尽管法律上种植园主对奴隶有绝对权威，但很多因素使他无法充分行使这种权威。为了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主人要依靠奴隶的劳动。通常主人负担不起将
奴隶饿死、刑罚致死或使之劳累而死给他带来的损失，他必须知道奴隶所能承受的限度。一个奴隶主观察到：“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强迫奴隶超负荷工作的企图，并不能使主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只会造成管理混乱，招致奴隶的不满和诅咒。”
奴隶制使黑人成为牺牲品，但在奴隶制下黑人也最大限度地寻求独立，尽量寻找生活的乐趣。黑人喜欢群体活动，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同伴享受其中的快乐。虽然一般情况下奴隶的劳动是完全被动的，但一些集体的劳动，如杀猪、滚木头、摘棉花和榨糖，尤其是剥玉米，奴隶们当做过节一样，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独立日、周末以及奴隶的生日和葬礼，都是黑人聚会的机会。
这时，奴隶们会用主人送给的或从主人那里偷来的猪或鸡享受一顿烤肉野餐，唱歌跳舞，尽情宣泄心中的情感。主人为了使奴隶保持起码的心理健康，一般情况下也不阻止黑人的娱乐活动。有的种植园主为了使奴隶不到别处去．甚至还专门盖起了娱乐厅，以供奴隶举行庆祝活动之用。有时白人还会参与黑人的聚会。
在圣诞节，主人还会给奴隶三天至七天甚至更长的假期，并送给奴隶圣诞礼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认为，这些节日的庆祝是“奴隶主控制奴隶反抗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在这些活动中奴隶可以暂时忘掉心中的痛苦而沉浸于吃、喝、歌、舞的快乐之中，得到心理上的缓冲。
友善的主人和忠实的奴隶在长期相处中会产生感情，因而黑人痛恨奴隶制，但不一定恨自己的主人。有一则有关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的笑话可以体现出这一点。一个女主人对自己的一个家奴说：“约瑟夫，如果发生黑人革命，你会杀我吗？”“不，太太，”约瑟夫说，“我会到隔壁杀掉吉尔伯特的女主人，然后吉尔伯特会到这儿来杀你。”虽然很多主人认为奴隶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但实际上内战后黑人中很少有人以武力报复原先的主人。
然而，不管主人如何善待，奴隶毕竟是财产．奴隶主对其人格的尊重得不到保证，即使善良的主人在情绪不佳时也会拿奴隶出气。虽然多数奴隶主尽量避免拆散黑人家庭以维持种植园的秩序，但实际上每一个黑人家庭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亲人离散的惨剧。即使奴隶的衣食、住所确实比自由劳力强，工作时间比自由劳力短，其代价也是惨重的，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别人的财产，一切听从主人的安排；另一个有着人身自由，可以自己掌握工时的长短和工作节奏的快慢，劳动果实归自己所有。虽然黑人在主人那里可以得到衣食照顾，而且自由后的奴隶生活状况有的不如从前，身体所受痛苦更多，但他们仍喜欢自由。
如史学家奥克斯所言，“奴隶们当然痛恨残忍，希望得到主人的善待，但他们更渴望获得自由”。
总之，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种植园既不是斯坦利•埃尔金斯所说的毫无人道的集中营，也并非黑白两个种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在这种制度下黑人与白人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二者都在这种斗争与妥协过程中寻求最大限度的有利于自身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
得以维系了两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