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离家出走的娜娜、芭蕾舞鞋与西装眼镜男邻居
作者：三线女作家 Jiing
那天的晚饭对我来说是煎熬。我夹菜的时候筷子碰到碗沿发出一点声响，都觉得整个餐厅的人都能听见。我坐在啦啦旁边，对面是油油。啦啦妈妈做了清蒸鲈鱼，鱼眼睛正好对着我的方向，白白的，圆圆的，像一颗没有感情的珠子在审视我。
油油在桌对面偷偷瞄我。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两秒，然后快速移开，像一只在草丛里探头探脑的地鼠。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我有没有把那天在老房子发生的事告诉更多人？看我的脸上有没有被他设计的陷阱折磨出的痕迹？还是在确认我是不是已经彻底被他搞崩溃了？
每一次他的目光扫过来，我就把筷子握得更紧一分。到后来我的指节都发白了，啦啦在旁边问我怎么不吃鱼，我说不饿。我活了千万年，见过太多比这个十五岁胖男孩更危险的东西，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让我感到如此个人的、具体的、咬牙切齿的恨。因为他碰的不是我的妖力，是我好不容易才在这个人间找到的一点点归属感。而他，一个毫无是处的被宠坏的富家少爷，轻轻松松就拥有了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爱和信任，还嫌不够，还要把我从里面挤出去。
吃完饭我帮啦啦妈妈收拾了碗筷，在厨房里擦盘子的时候啦啦妈妈问我是不是不舒服，脸色不太好。我说没有，可能昨晚没睡好。她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晚上早点休息。她的手心是温热的，带着洗洁精的柠檬味。我差点就想扑进她怀里把一切都说了，但我忍住了。没有证据，老房子没有摄像头，油油出现在楼下只是我的一面之词，而我是这个家里最晚来的人。所以我只是笑了笑，说好的妈妈，然后继续擦盘子。她把最后一个盘子放进消毒柜的时候，我注意到窗外花园的方向有一小片黑黢黢的影子在移动——大概是松紧猫，它最近总是趁夜里在花园里溜达，说是在“勘察地形”。
那晚我没有去啦啦的房间，单纯就是不想去。我一个人坐在公主房的床沿上，光着的脚底踩在地毯上，盯着门口看了很久。啦啦的房门在走廊另一端，隔了三扇门，但那三扇门的距离在今晚感觉像是在两个星系之间。我没有换睡衣，没有开台灯，就坐在月光里生闷气。我想象啦啦此刻正在床上等着我敲门，等着我穿着羊绒袜推开门说“姐姐”，等着我跪在她床边捧起她的脚。然后她会发现我今晚没去，她会想“娜娜怎么没来”，她会翻个身看着天花板皱眉头，她也许会觉得我还在为那天的事闹别扭。
门一直没有响，她也没有来找我。
第二天早上，啦啦开车带我去学校。坐进副驾驶的时候，座椅的真皮凉凉的，触感像是我自己的皮肤。
果然，车开出庄园大门拐上主路之后，她开口了。
“你昨晚没来。”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她的语气很平，平得像一张被用力拉紧的床单，随时可能被某一个字撕裂。
“嗯。”我说。
短暂的沉默。她的手在方向盘上调整了一下位置。
“为什么？”
“不想去。”
“是因为油油吗？”她问得比我预想的直接得多。
“不是。”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大。
“真的不是？”
“我说了不是！”
我的声音在车厢里炸开，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啦啦的
手指在方向盘上僵了一下，然后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不是那种生气的看，是一种带着审视的、微微眯起眼睛的看。那一眼很短，短到我还没来得及解读她的情绪，她就转回去看路了。
“你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她说，声音又恢复了那种平静的、听不出情绪的语调。但这次平静里多了一层别的东西——不是愤怒，更像是受伤。
“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想睡在哪里。”我补了一句，语气已经比刚才弱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过分，是因为它的潜台词是“我不是你的附属品”，而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就等于在否定我们之间那种她定下来的、我默认了的、我们从未公开讨论过但一直心照不宣的关系。
“好，”啦啦把方向盘打了个弯，车子拐进五角场大学的南门，轮胎碾过减速带的时候整个车身震了一下，“你不需要告诉我。你是独立的人，你有权利睡在自己房间，你有权利冲我发火，你有权利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她这种语气是一种让我难受的“理性”。她把车窗降下来一点，十月的风吹进来，把她的碎发吹到脸颊上。她接着说：“但你说不是因为油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你觉得我在饭桌上抱了他一下，你觉得我偏袒他，你觉得我不信你。所以你用不来我房间这件事惩罚我。”
“我没有！”我几乎是喊出来的，但喊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没有说服力。因为我确实在惩罚她。我确实是因为她抱了油油而不高兴，我确实觉得她偏袒他。她说得全对，而我越否定就越像是在承认。
“你有没有你自己清楚。”她把车停在精华楼门口，拉起手刹，终于转过身来正面对着我。她的琥珀色眼睛在晨光下显得格外清亮，里面没有愤怒，也没有温柔，只有一种疲惫的、不愿意再吵下去的平静。“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我尊重你。你今晚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我不会再问了。”
“那就不来。”我说完拉开车门下了车，反手把车门关上的时候用了比平时大一倍的力气。车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我没有回头，背着书包进了楼。进门以后我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辆保时捷还停在原地，车窗已经升上去了，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引擎没有熄。
周一晚上我打车回的庄园，啦啦也没有发信息说来接我。晚饭所有人只是努力维持着尽量不尴尬的氛围，我当然也没有去啦啦的屋里睡觉。
我又试了一次羊绒袜，穿着它在屋里走了几圈。它的刺痛感真的远远大于别的袜子，以及我又感受到了那种妖力被抽取的奇怪感觉。我赶紧脱了下来。
我整夜几乎没有睡着。我在想，如果我就这样一直赌气下去，赌到什么时候啦啦才会第一个低头？她会不会一辈子都不低头？她会不会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忽然发现，没有我每天晚上去她的房间，她能睡得更好？我越想越清醒，越想越觉得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但越是觉得蠢，就越是不想主动回去。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这次我一定要赌到底。明天我就搬回学校，看她能憋多久。
周二早饭前，我去找了啦啦妈妈。我需要给她一个搬回学校的正当理由——总不能说“你儿子陷害我你女儿偏袒他我现在要离家
出走”——所以我编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啦啦妈妈正在客厅里跟管家说话，两个人站在落地窗前，管家的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表情严肃得像在汇报国防情报。
“就这两天的事，动物都集中在花园东南角那边，鸟、野猫、梅花鹿、甚至还有几只刺猬，全在那一块活动。那边的草坪上全是粪便，王姨已经清理了两遍了，今早又是一片。”管家指着窗外花园的方向，眉头拧成一团，“但是花园西北侧这几天异常干净，连只蚂蚁都不爬过去，落叶落得都比别处少。我觉得土壤可能有问题，要不要请园林局的人来检测一下？”
啦啦妈妈正要回答，看到我走过来就停下话头，笑着问我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她的笑容和平时一样温柔。我没有多问动物粪便的事，而是把准备好的理由搬了出来。期中考试，课程太紧，三专业的课表排得像春运火车时刻表，想在学校住两周集中精力复习，考完就回来。
一丝不舍在她脸上闪过，但是她好像也并不知道如何拒绝我的提议。然后她说了一句也许是借口但让我差点当场破防的话——“那松紧猫怎么办？我感觉它离不开你，但是学校宿舍不让养猫。”
我愣住了。这个理由我没有准备应急预案。
管家很识趣地来帮着解围。“我去给二小姐在五角场大学附近租一间豪华公寓吧，这样既能住在学校附近又不耽误养猫。”
啦啦妈妈吩咐管家马上去安排这件事，花园的事晚些再说。吃完早饭后啦啦妈妈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下车的时候她努力忍着眼角的泪水抱了抱我，嘱咐我说忙完考试的事就赶紧回家。我也很不舍地抱了抱她。
下午下课的时候，管家已经把公寓钥匙送到了我手里。房门钥匙、地下车库门卡、健身房钥匙，全部用一个小小的爱马仕钥匙扣串在一起。管家还说公寓房门上装了一个很小的安全摄像头，可以直接连到我手机上，如果有人敲门或者门口有动静，手机就会收到提醒。他说这是啦啦妈妈特意嘱咐的，说不放心我一个人住。
公寓就在五角场大学东门对面，我的房间在32层，一室一厅，落地窗正对着东方。我推开门的时候松紧猫已经蹲在沙发上等我了，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束新鲜的白色郁金香和一张啦啦妈妈手写的便签，写着“好好照顾自己，妈妈”。
开放式厨房的台面上摆着一整套双立人的锅具，冰箱里塞满了啦啦妈妈提前准备好的便当盒，每一盒都贴了标签——周三午餐红烧牛肉、周四晚餐清炒时蔬配米饭、周五午餐糖醋排骨——整整齐齐码了三排。浴室里有地暖，脚踩上去是暖的。热水器是恒温的，水温调到三十七度就永远是三十七度。松紧猫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里面放着全自动猫砂盆和水循环饮水机。这套公寓的一切都完美得无可挑剔，只是缺少了人的气息。
周二到周五，我和啦啦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微信，没有电话，没有在校园里偶遇。五角场大学很大，大到两个不想见面的人可以像两颗不同轨道的卫星一样永远不碰撞。但我还是会在商学院门口路过的时候下意识地放慢脚步，会在食堂里看到栗色长发的女生时心跳漏一拍，会在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看一眼手机——那个时间段以前是我推门走进她房间的
时间。手机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她的消息，没有她的电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还在乎我这个人。我每天晚上把手机放在枕边，开最大音量，怕错过她的消息。但每天早上醒来，通知栏里只有天气预报。
为了不让自己每天晚上抱着手机望眼欲穿，我找了一件可以占据全部注意力的事做。
芭蕾舞社团。
五角场大学的学生社团招新其实早在九月份就结束了，但芭蕾舞社团的女社长在刚开学招新的时候见过我，时不时就给我发信息，夸我的身材比例是“她见过最适合跳芭蕾的素人”，腿长和身高的比值、脚背的弧度、肩颈的线条、甚至手指尖到手腕的比例，每一项都像是被精准校对过的。但是我一直没有答应，我的注意力全都在啦啦身上。
女社长叫小青，大三，舞蹈学院的专业生，身材纤细得像是被女娲亲手削过，但说话中气十足，骂人的时候能让整个排练厅抖三抖。她看到我出现在排练厅门口的时候，激动得直接把水杯打翻在音响上，冲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然后若无其事地把水擦干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她让我做了几个基本动作测试柔韧性，我轻轻松松把腿扳到耳朵旁边的时候，她沉默了整整十秒，然后回头对副社长说了一句“我们明年的大学生艺术展演有救了”。
从周三开始，我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在排练厅。小青给我开小灶，从最基础的脚位和手位开始教。她说我的身体条件虽然逆天，但基本功是零，需要从零开始练。但她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教一个天才比教一帮庸才有意思多了。小青对学员非常严厉，但是对我异常温柔。她扶着我的胳膊和我的脚完成每一个动作的指导。我也学得飞快，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天赋，而是因为我活得够久——几千万年的时间赋予了我对身体姿态的精密控制力，这是任何人类舞者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加上芭蕾的基本姿态和我在天山修炼时用来吸纳日月精华的站姿意外地相似，都是向上延伸、向下扎根的劲道，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暗自心惊的事实：我的脚，对袜子的敏感度真的在降低。
芭蕾舞必须穿大袜——那种肉粉色或者白色的、从脚尖一直包到腰部的连裤袜，比丝袜厚，比羊绒袜薄，紧紧贴着每一寸皮肤，把腿部的肌肉线条勾勒得一览无余。第一次穿上大袜的时候我做好了心理准备——那种被包裹的刺痛感会像往常一样从脚底蔓延上来，我需要咬紧牙关撑过去。但实际穿上的时候，只有非常微弱的、像被羽毛轻轻扫过的刺痛。不是那种钻心的、需要咬枕头才能忍过去的疼。练到第三个动作组合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脚上还穿着袜子。这个认知让我在做Plié的时候差点失去平衡——我的脚，那双千万年来碰不得、捂不得、穿袜子会痛到发抖的冰雪幻化的脚，现在居然可以穿着芭蕾大袜连续跳四个小时而面不改色。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第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
四个小时的基本功训练结束，我坐在排练厅的长椅上脱下芭蕾软鞋。脚尖鞋还在等我的足尖力量达标，小青说我大概还需要两周才能上足尖，眼下穿的是最基础的软底芭蕾鞋。我把鞋脱下来的瞬间，一股味
道飘进了鼻腔——酸的，淡淡的，混着帆布和汗水的微咸，甚至还有一点点臭味。我当时愣住了，拿着鞋子放在鼻子前面又闻了一下，确认这个味道确实是从我鞋子里散发出来的。我的脚出汗了。幻化成人形十八年来第一次，我的脚出汗了。以前我的脚永远是冰凉的、干燥的，像两块从不融化的冰。即便在最热的夏天，即便被啦啦的皮带抽到发红发烫，我的脚底也从来不曾有过一滴汗。但现在，一双芭蕾软鞋的帆布内衬上，居然留下了两团湿漉漉的印记，在灯光下泛着浅浅的水光。
我坐在排练厅的长椅上，脚上还穿着大袜，手里拿着一只发酸的芭蕾鞋，心里五味杂陈。对于我来说，出汗意味着我的身体正在变得更像人类。这种变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前啦啦用尺子和皮带反复抽打我穿着羊绒袜的脚底时，我的妖力像退潮一样从脚底流失。我越来越确定那三双神秘的羊绒袜背后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我把鞋子放进帆布袋里，光着脚穿上Repetto走出排练厅。十月的晚风吹在我汗湿的脚上，凉丝丝的，但不再是以前那种“被冷风一吹就刺痛”的凉，而是一种很舒服的、像刚洗完澡踩在凉瓷砖上的清爽。
周四、周五、周六，每天都一样。上课，去排练厅，跳三到四个小时，脱下鞋子闻一下有没有汗味，然后换成我的Repetto走回公寓。到了周六，我已经可以完整地跳完一段五分钟的芭蕾变奏了。
小青说我进度快得“令人发指”，别的社员练一年才能达到的水平我一周就搞定了。她不知道的是，我每天回到公寓以后还在偷偷加练，对着客厅的落地窗练习Arabesque，一只手指尖向前延伸，一条腿向后抬起，从脚尖到指尖拉成一条贯穿东西的直线。松紧猫趴在沙发扶手上看我练习，偶尔用橡皮泥的形态滚到地上给我纠正动作——“你那后腿再抬高两公分，对，就这样，保持住，我去吃口猫粮。”一块橡皮泥指导我跳芭蕾，这个画面如果被啦啦看到，她大概会以为自己在做梦。
周六晚上八点多，我练完舞从排练厅回来，和小青一起在校门口全家买了一大袋外卖——一盒关东煮、一瓶乌龙茶、一份照烧鸡肉饭团，还有一大包给松紧猫的零食。我穿着练舞的衣服，练功服外面套了啦啦妈妈给的Burberry风衣，腿上还穿着芭蕾大袜，脚上踩着海军蓝的Repetto——芭蕾软鞋在包里，脚上这双是出门穿的。
我的脚又酸又累又热，和小青分别后又走了二十分钟的路，脚底在鞋子里闷了一路，回到公寓门口的时候只想赶紧脱鞋。我从帆布包里掏钥匙的时候翻出那双散发着淡淡酸味的芭蕾软鞋，连同装鞋的网袋一起随手放在了门口地上，想着等下再拿进去晾，然后拎着外卖袋进了门。也许是太饿，我直接就忘了芭蕾鞋还在门口的事。
洗完澡出来，我穿着浴袍盘腿坐在沙发上，一边吃关东煮一边给松紧猫开猫零食。电视里放着某个选秀节目，一个女孩正在台上哭诉自己的成长经历，评委表情凝重地点头。我正准备换台，手机突然响了——不是微信，是门上摄像头的推送通知：“门口有动静，点击查看实时画面。”
我点开手机屏
幕上的实时画面。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跪在我公寓门口。
画面是高清夜视模式，黑白但清晰得能数清他西装上的暗纹。他大概三十多岁，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此刻他正双膝跪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双手捧着我刚才放在门口的那双芭蕾软鞋，把整张脸埋进了鞋口里。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金丝眼镜被挤歪了，镜片上糊了一层雾气，但他毫不在意。他的嘴唇贴着鞋子内衬上那块被我脚汗浸湿的帆布，鼻子深深地埋在鞋尖的位置，呼吸急促而用力，像是在吸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闲着，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鞋面上那些被我脚趾撑出的褶皱，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脸。
我的关东煮差点从嘴里掉出来。
“李松紧，”我用脚趾踢了踢正在啃猫零食的松紧猫，“你快来看。”
松紧猫——它现在是猫的形态——跳上沙发扶手，伸着脖子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然后它发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介于“呕”和“哈”之间的声音。它跳下沙发变成了橡皮泥，在地毯上滚了一圈：“我说什么来着？人类都是变态。你现在信了吧？”
“你也是人类造的橡皮泥，理论上你也归人类管。”
“我是妖精，”橡皮泥义正言辞，“我身上有杨百翰的经卷加持，我是圣泥。”
我没有理它，继续看监控画面。那个西装男在我门口跪了大概有五分钟，亲完了左脚鞋又亲右脚鞋，最后把两只鞋整整齐齐放回原处，站起来理了理西装领带，擦了擦眼镜，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斜对面的那扇门——3322号房间，我的邻居。他走路的姿态从容而体面，和刚才那个跪在地上抱着芭蕾鞋猛吸的男人判若两人。
“真是个老变态。”我关掉手机屏幕，把最后一口关东煮的汤喝掉，在心里给这位邻居贴了一个标签。然后我起身去门口把鞋子拿进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邻居西装眼镜男，内心竟然有一丝兴奋的感觉。
接下来几天，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周一晚上睡觉前，我故意把白天练舞穿过的芭蕾大袜团成一团放在门口。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看监控回放——西装男凌晨一点出现在画面里，他先左右张望确认走廊没人，然后蹲下来拿起我的袜子，动作比上次更熟练更大胆。他把袜子翻到内侧——就是我脚底踩了一整天的那一面——贴在鼻子上，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他的表情在夜视画面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接近宗教体验的陶醉，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四十天的人终于喝到了第一口水。
周二晚上，我把一双穿了三天的Repetto银色芭蕾鞋放在门口。同样的凌晨时段，同样的西装革履，同样的跪姿，他亲鞋底的时候甚至会伸出舌头，把鞋底的灰尘都用嘴唇抿干净。
最离谱的是周三，我把一双啦啦妈妈之前买的全新的Aquazzura绑带平底鞋放在门口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这双鞋我一次都还没穿过。监控画面里他照常出现，蹲下来拿起鞋子凑近鼻子，然后眉头皱了一下，像是品酒师尝到了一杯年份不对的波尔多。他把鞋子整齐放回门口，头也不回转身走了。
“你说他图什么呢？”我躺在
床上对着松紧猫，脚搭在床尾的丝绒脚凳上，脚趾无意识地蜷着。
“那我可不敢瞎说，”橡皮泥翻了个身，在床头柜上滚了一圈，“但我觉得你可以利用一下。反正你最近心情不好，折磨折磨变态有益身心健康。”
我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利用一个陌生人好像不太道德，但他主动抱着我的臭鞋猛吸好像更不道德。两相抵消，我决定让自己开心一下。而且说实话，这几天我心情糟透了。啦啦一条消息都没有，我在学校里远远看到过她一次——她从商学院大楼出来，跟几个同学有说有笑地往停车场走。我站在图书馆二楼窗户后面，隔着玻璃看了很久，直到她的车驶出校门，直到她的尾灯消失在暮色里。她没有停下来，没有抬头看二楼窗户，没有用任何方式感知到我的存在。我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站了很久，手里拿着书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回来以后把这件事跟橡皮泥说了，橡皮泥说“你就是自找的，谁让你先搬出来的”。它说得没错，但我不想承认。
所以周四晚上，当手机APP再次提示门口有动静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深吸一口气，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松紧猫从沙发上抬起头，蓝眼睛里闪过一丝看好戏的光芒。
我猛地拉开了门。
走廊的声控灯亮起，暖黄色的灯光洒在瓷砖地面上。西装男正双膝跪在地上，手里捧着我那双刚脱下来的芭蕾软鞋——今天练了整整四个小时，鞋子湿得能拧出水，味道比平时浓烈了至少一个数量级——他的脸还埋在鞋口里，嘴唇贴着内衬的帆布。门开的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唇从鞋子上慢慢离开，在鞋口和嘴唇之间拉出一道极其细微的、亮晶晶的唾液丝。他的领带歪了，西装下摆压在膝盖下面皱成一团，皮鞋尖蹭到了走廊踢脚线的白漆。
我们四目相对，时间大概凝固了五秒钟。
然后他把鞋子放下，用袖子擦了擦嘴，低下头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像是在忏悔室里面对神父的语气说：“对不起。请……请不要报警。求你了。”
他的声音在发抖。不是那种装出来的抖，是真的抖——声带像是被恐惧揉皱了又摊开，每一个字都带着细密的颤音。他跪在地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姿态卑微到了极点。一个三十多岁、穿着定制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是陆家嘴某栋写字楼里年薪百万的金融精英的男人，此刻跪在我一个十八岁大一新生的公寓门口，膝盖下是冰冷坚硬的瓷砖地面，而他的西装裤大概这辈子都没在这么硬的地方跪过。
“你叫什么？”我靠在门框上，双臂交叉，低头看着他。这个姿势我是跟谁学的？啦啦。我无意中复制了她在教学楼走廊里堵我时的姿态——一条腿微弯，脚尖点地，下巴微微抬起，脸上带着一种审视猎物时的悠闲和笃定。
“我……我叫腻腻，就住对面3322。”
“腻腻，”我把他的名字慢慢念了一遍，“你跪在我门口吸我的鞋，吸了几天了？”
他沉默了大概十秒，然后老老实实回答：“一周。从你第一次把芭蕾鞋放在门口那天开始。”
“为什么？”
“我……”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耳朵尖红得能滴血，“我对气味有特
殊的……偏好。你的鞋子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这很变态，我有病，我在看心理医生，但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像是被他咽回了肚子里。
“你太专注都没发现门上的摄像头吧？我录下了你所有的视频。”
“求求你了不要报警，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这个男人，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奇异的快感。不是因为他变态，是因为他的“失控”——一个看起来掌控着完美人生的精英男士，跪在我面前承认他控制不住自己对一双芭蕾鞋的欲望——而我，恰好是那双鞋的主人。这种掌控感在我被油油陷害、被啦啦冷落、被整个家庭的归属感问题折磨了两周之后，像一小口烈酒灌进喉咙，辛辣、刺激、让我短暂地忘掉了所有不快。我终于不是那个被捡来的、被欺负的、被赶出去的张娜娜了。在这个走廊里，在这个32层的高空，在这个跪着的男人面前，我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个。
“腻腻，”我蹲下来，和他平视，用我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下面这句话，“以后你每天帮我清理穿脏的鞋子和袜子。用什么清理都可以，你选。”
他抬起头，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然后是意外，然后是某种不敢置信的狂喜。他大概以为我会报警，会扇他一巴掌，会叫保安把他赶出这栋楼。但我没有。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嘴角残留的唾液，把那双已经被他用嘴唇亲干净的芭蕾鞋轻轻放回原处，然后站起来，整理了西装、领带、袖口，把歪掉的金丝眼镜扶正，重新变回了那个衣冠楚楚的金融精英。
“谢谢。”他说，然后朝我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向3322号房间。刷卡，开门，关门，整个过程动作流畅而安静，仿佛刚才跪在地上抱着鞋吸的变态是另一个人。
周五晚上回来后，我把穿脏的鞋子和芭蕾大袜放在门口，周六早上拿回来的时候它们被清理得一尘不染。芭蕾软鞋的内衬原本被脚汗浸得发黄发硬，被他清理过后变得柔软干净，帆布面上的每一道褶皱都被重新抚平。芭蕾大袜的袜底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Repetto芭蕾鞋的羊皮内衬被他用一种专业的皮革护理剂擦得油亮油亮的，鞋底的每一粒灰尘都被清得干干净净。
我没什么朋友，在学校似乎也只有小青跟我走得比较近。而在这个陌生的高层公寓里，除了松紧猫和一块会说话的橡皮泥（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我唯一能说上话的活人居然是斜对面那个每天帮我舔鞋的变态西装男。这让我觉得荒诞，但也让我觉得轻松——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跳芭蕾的、脚很美的、不爱穿袜子的大学女生，而在我眼里他是一个跪在我门口吸鞋的变态。我们之间的关系简单、直接、不需要任何伪装。
那个周日他请我喝咖啡、吃饭、逛街。他给我买了高跟鞋、高跟过膝靴和好几条丝袜。我知道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买的，我也没有拒绝。
晚餐我们去吃了法国菜，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说他在基金公司上班，做量化投资，每天对着六块屏幕看K线图，精神压力大到要靠吃药才能入睡。他有一个前妻，离婚的原因他不
说，我也不问。他在这个公寓里一个人住了三年，除了公司的同事和楼下的保安，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他癖好的活人。
“你倒是挺坦诚的。”我一边喝红酒一边说。
“在你面前没什么好装的，”他苦笑了一下，“你看到的是我最烂的样子。既然已经烂透了，剩下就只有坦白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真诚的，真诚到让我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也许他不是变态，他只是太孤独了。但下一秒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紧接着问我“今天鞋底的汗够不够湿”，嘴角带着一种极力压制但终究压制不住的、期待的光芒。不，他就是变态，这点是经过科学验证的。
我们在餐馆窗边的座位坐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里我的手机一直放在桌面上，屏幕没有亮过一次。没有啦啦的消息。我已经习惯了。准备离开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跪在桌子下面直接闻一闻我走了一天路的脚。我完全没有拒绝。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和西装男仅有的这一天“约会”里，在露天咖啡店对面那棵梧桐树后面，在Calzedonia橱窗侧面的角落里，在法国菜餐厅玻璃窗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微胖的身影正举着手机对准我们的方向。那个镜头把一切我和男人在一起的细节都记录了下来——我面前的热澳白，试衣间门口我穿着新丝袜自拍的镜子，跪在我餐桌下的那个男人，还有我们谈话时我的每一个表情，以及我放在旁边椅子上那个露出芭蕾鞋网袋的帆布包。
这些照片和视频在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啦啦爸爸的邮箱里。